1972年，在这特殊时期意外开挖的马王堆三座汉墓，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其出土文物所代表的学术价值，填补甚至颠覆了人们对秦汉时期社会形态和人文发展的一些固有认识与猜想。曾参与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说：“发掘墓葬的重大意义，体现在通过对它的整理和研究，改变了我们对历史上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认识。马王堆汉墓就是这样一种发现。”

▲马王堆一号墓发掘现场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不仅是继汉代发现孔府壁中书、晋代发现汲冢竹书、清末发现敦煌卷子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古文献发现，而且是和清末以后陆续发现的甲骨、金文和简牍书体同样重要的中国书法史研究的珍贵资料。由于帛书抄写的时代正值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隶变时期，故其独特的书体风格、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巨大的艺术价值，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书法界同仁对之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和专注的临摹、研究和创作。

马王堆帛书大都用墨抄写在生丝织成的黄褐色细绢上。绢幅分整幅和半幅两种，整幅的幅宽约四十八厘米，半幅的幅宽大约二十四厘米。帛书出土时，由于受到棺液的长期浸泡，整幅的帛书都因折叠而断裂成了一块块高约二十四厘米、宽约十厘米左右的长方形帛片，半幅的则因用木片裹卷而裂成了一条条不规范的帛片。

帛书的抄写多有一定的格式：有的用墨或朱砂先在帛上钩出了便于书写的直行栏格，即后世所说的“乌丝栏”和“朱丝栏”。整幅的每行书定七十至八十字不等，半幅的则每行二十至四十不等；篇章之间多用墨钉或朱点作为区别的标志；篇名一般在全篇的末尾一两个字的空隙后标出，并多记明篇章字数。

▲帛书《昭力》

共14行，朱丝栏，约930字。篇首无墨丁，但篇末空一格有标题“昭力”二字。其内容主要是讨论君、卿大夫之义，借之而阐发师卦九二爻辞、六四爻辞、大畜卦九三爻辞、六五爻辞和比卦九五爻辞、泰卦上六爻辞等，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其所阐发的爻辞义理则全是儒家色彩很浓的政治思想。

帛书的抄写年代，根据帛书中的避讳情况和帛书中既有的明确纪年，如《阴阳五行》甲篇中的“廿五年、廿六年”（即秦始皇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公元前222年、221年），《刑德》甲篇中的“今皇帝十一年”（即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和《五星占》中的“文帝三年”（即公元前一七七年）等可以推断，马王堆帛书的抄写年代大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左右）至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之间。

帛书的内容相当丰富，涵括众多学科，是一批久佚的珍贵历史文献。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我们以单篇作为计算单位，帛书大致可分为如下五大类五十余种：

一、 六艺类

1、《周易》；2、《二三子问》；3、《系辞》；4、《衷》；5、《要》；6、《缪和》；7、《昭力》；8、《春秋事语》；9、《战国纵横家书》。

二、 诸子类

1、《老子》甲本；2、《五行》；3、《九主》；4、《明君》；5、《德圣》；6、《经法》；7、《经》（或称“十大经”，“十六经”）；8、《称》；9、《道原》；10、《老子》乙本。

三、 术数类

1、《阴阳五行》甲篇；2、《阴阳五行》乙篇；3、《五星占》；4、《天文气象杂占》；5、《出行占》；6、《木人占》；7、《相马经》；8、《刑德》甲本；9、《刑德》乙本；10、《刑德》丙本。

四、 方技类

1、《足臂十一脉灸经》；2、《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3、《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4、《脉法》；5、《脉死候》；6、《五十二病方》；7、《胎产书》；8、《养生方》；9、《杂疗方》；10、《却食气》。

五、 帛图

1、《丧服图》；2、《“太一将行”图》（或称“社神图”、“辟兵图”）；3、《长沙国南部地形图》；4、《驻军图》、5、《导引图》等。

应该说明的是，这种划分的对象主要是指具有文献意义的帛书，其中有几幅帛图之所以也划在里面，是因为它们各自都有相当多的文字题记和说明，至于那些完全没有文字的帛图，如《城邑图》、《车马仪仗图》之类则不详列。

由于帛书众多，抄写的书体风格各不一样，故早在原帛书整理小组给帛书定名时，就有“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的说法。后来又有人将帛书的字体分为篆、隶和秦隶（或叫古隶）三种，以至人们都以为马王堆帛书中有着典型的篆书抄本。

其实，严格地说，马王堆帛书都是由隶书抄写而成。只是这些隶书或因抄手不同，或因抄写时代先后有异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貌。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一种字体的确认，不只是看它的字形结构，而主要是看它的构形取势和点画线条的具体形态。就以人们习惯称之为篆书本的《阴阳五行》甲本来说，无庸讳言，这卷抄本上许多字都还保留着篆书的形体结构，例如“寺”写作“

”、“逆”写作“

”之类，看上去似乎确是篆书，但实际上与其称为篆书，还不如称其为隶书。因为在其构形的文字偏旁中，已大量出现了隶变的痕迹，例如草字头已绝大多数简化为“

”，已不是篆书迴环婉转的形态；而水字旁则有些干脆写成了“”。至于只有隶书中才有的点、挑、波、磔等笔划形态更是俯拾皆是，如“朔”字写作“

”、“凶”字写作“

”等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此外，其构形的取势也已由长变扁，横向舒展。因此，我们以为，这种已在隶变中的字体并不是典型的篆书，而是一种保留篆书形体结构较多的隶书。又由于这种字体与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所倚存的秦隶有较大的差异，为了免生歧义，我们姑且将这种以隶书的笔意书写篆书结构的字体称之为“篆隶体”。这种字体的抄写时代较早，据其干支表中的纪年（“廿五年、廿六年”）来推断，应该就是秦始皇二十五年左右抄写的，它应该是汉字隶变过程中处于较早阶段的代表性字体之一。马王堆帛书的众多抄本中，比较接近这种“篆隶体”的有以《五十二病方》为代表的马王堆医书共十一种。

▲帛书《五十二病方》局部

帛书《五十二病方》是迄今所见最早、最完整的古医方专著。全书达一万字，抄录于高约24厘米、长450厘米的长卷之后。帛书揭裱后分为24页，黄褐色，多有残破，共计有462行，它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医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种。它详细记载了医方283个，药名254种，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和五官科等103种疾病的治疗医方。在各科疾病的记载中，最多的是外科疾病，诸如外伤，动物咬伤，痈疽、溃烂、肿瘤、皮肤病、痔病等等，而妇科疾病则仅有婴儿索痉一个病名。帛书所记的医方中，均以用药为主，包括外用、内服等法，此外还有灸、砭、熨、熏等多种外治法及若干祝由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汉初期以前的临床医学和方药学发展的水平。

帛书的字体除上述“篆隶体”外，还有古隶和汉隶两种。这里所说的古隶，也就是与秦隶极为相近的那种字体，它间于篆隶之间，结构上隶变和痕迹非常明显，如“若“字多写成“

”，其中“

”的折转变成了挑势的横笔，“口”则有了明显的断口。在笔划上则点、挑、波、磔并举，在线条的运作中则方圆共用、粗细相间，章法上更是欹斜正侧、参差错落，具有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

▲《春秋事语》局部　　　《战国纵横家书》局部

《战国纵横家书》字体在篆隶之间，笔划有篆、隶笔意，显得苍劲古朴，写在半幅的帛上，是一部主要记载战国时代纵横家苏秦等人的书信、说辞的古佚书。其中16章属佚文，主要是苏秦游说活动的记录。据此帛书来看，苏秦与张仪不是同一时期的人，他是张仪之后主张合纵的策士，与张仪同时而相互斗争的是公孙衍。这一战国重大史实和历史特点，对修订和补充《战国策》有很高的价值。

▲《老子》甲本局部　　　《阴阳五行》乙篇局部

该《老子》帛书用古隶抄写，故称之为甲篇。丝帛已有破损，文字多有残缺，与卷后四篇佚书《黄帝四经》一起写在半幅的帛上，存464行，13000多字。该本不分章节，以“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文中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其抄写年代当在汉高祖卒年之前。这是《老子》最早的手抄本，它的出土，极有助于认识《老子》在汉初的真实面目，不仅对校勘传世的诸本《老子》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为进一步研究《老子》的思想是指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最可靠的根据。

或许是因为抄手的不同，马王堆帛书中的古隶抄本具有各擅胜场的艺术风采，例如《春秋事语》的古隶字体用笔厚重朴实，横平竖垂，波面不倾，磔而不张，一派雍容大度的古朴气象。至如《战国纵横家书》则笔道纵横，方圆并举，舒展俊逸，波则内敛，磔则外张，一种雄毅豪放的气势跃动于字里行间。又如《老子》甲本则取势方正，用笔粗细适意，布字大小合宜，具有一种自然雅稚的墨韵。再如《阴阳五行》乙篇则用笔秀逸而细劲，谋篇布白更是匠心独运，多次出现两字一行横排书写的帛书片断，俨然一件刻意经营出来的书法作品，有着令人惊叹的艺术魅力。

从艺术观赏的角度论，马王堆帛书中的古隶抄本是其精华所在，但从抄写的规范和整饬等方面来看，那大批用汉隶（或称为今隶）抄写的帛书则给人们提供了比较工整、比较成熟的隶书范本。这种帛书抄本和字体在构形上已比较规范，用笔已比较有规律，线条已完全失去了篆书圆转的态势，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其字形呈正方或扁方形，笔画以方折为主，横画方入尖收或蚕头雁尾并用，左波右磔对比强烈，字距间规整有序，俨然一种谨严、成熟而定型的汉隶字体。这种字体的帛书抄本当以《相马经》、《五星占》、《老子》乙本、《周易》等为其代表。

▲帛书《周易》局部

▲帛书《周易·六十四卦》

用隶书写在整幅帛上，内容可以分为经文和传文。经文即《六十四卦》，与传统的今文本、古文本等对比，不仅卦名不同，而且卦序、卦辞和爻（yáo） 辞也有差异，可称别本《周易》。

帛书字体的不同形态，给中国书法发展史的研究，特别是给隶变研究提供了绝好的第一手材料。书法界一般都认为，隶书起源于战国晚期，成熟于西汉晚期，精熟于东汉末期。随着地下资料的不断出土，这种传统的看法都在逐一地进行更正。例如对隶书起源问题的研究，裘锡圭先生更是在其《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版）一书中指出：“隶书在战国时代就已基本形成了。”而且关于隶书的起源，现在已至少追溯到了春秋末年的山西候马盟书，常耀华先生曾专门撰写了《开隶变端绪的东周盟书》（载《中日法史论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一文，明确提出：“东周盟书宜为隶变之滥觞”。他指出，盟书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藏头露尾、有轻有重、有肥有瘦的新型笔划，例如撇、捺笔划的出现，大大简化了篆引缠绕的笔法，改变了笔划的基本走向，由上下运转变成左右舒展，从而使篆书的扭结得以解放，使字势由二维向着四维空间扩张，形成八面来风之势”。由此可见，隶书的起源，保守一点地说，也应定在春秋晚期，即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为宜。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出土，今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书体为秦隶，书写风格不一，非出一人一时手笔，用笔或稳健从容，或劲健爽毅，或清秀圆实，或潦草随意，笔势短促简捷，结体紧密厚重。

隶书发轫于春秋晚期，历经战国时期的不断演进，其隶变的过程，应该说在湖北睡虎地出土的大批秦简的书写时期，已基本上完成了，这也就是说，那以波挑的主要特色的秦隶，已为汉字的隶变作了总结性的工作。马王堆帛书中的古隶抄本其形态与睡虎地出土的秦隶基本相同，它完全摆脱了篆书的结构方式和用笔规律，以点、挑、波、磔等隶书的基本笔划娴熟地构就一个个横向取势、方正为主的字形，很显然，帛书中的古隶抄本乃是隶变完成阶段的秦隶在秦汉之交的长沙出现的一种范本。

隶变既然在秦代基本完成，那么隶书的成熟期也就不会晚至西汉末年或东汉晚期。现已有许多学者明确提出：隶书确立在西汉初年已经开始（参见牛克诚《简册体制与隶书的形成》一文，载《中日法史论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其实，不仅是隶书的确立，而且是隶书的成熟也在西汉初年就完成了。这里所说的隶书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今隶，或者叫八分隶书。一般说来，所谓八分隶书的显著特点乃是构形扁方，笔划已具有规律性的波势和挑法，左波右磔对比强烈，字形内敛而外张，构形部件稳定一致。如果我们根据这些特点来检测帛书中的隶书抄本，那么，谁都会很容易发现，这些八分隶书的主要特征，在帛书中已充分地显示了出来。以帛书《相马经》为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归纳出如下特点：

一、 构形比较规范，结构趋于扁平方正。

二、 用笔已很有规律，横画切锋重人，方起尖收，呈蚕头雁尾之态，点、挑、撇、捺已成为构形的主要笔划，并且各以成熟而定型的姿态组构字形。

三、 线条以方折为主，长短相聚，粗细相间，已完全没有篆书线条圆转缠绕的态势。

四、 章法上则分行布白，整齐有序，或行距推近、字距拉开，或行距较宽、字距较密，均疏密有致，整齐划一。

▲帛书《相马经》局部

《相马经》是我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古代文献，是早已失传的《相马经》的抄本，内容包括经、传、故训三部分。其内容主要是对马头部和有关相马的理论，全文用隶书书写，间有米丝栏，现已全部断为两截。其行文近似赋体，较有文学色彩。它的出土对研究我国畜牧史，提供了历史文献上从未见过的汉初关于相畜方面的材料，证实了我国古代相马有着悠久的历史。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帛书中的隶书抄本，无论是在用笔和结构上，还是在线条的运用和构形的规律上都是一种已经相当成熟、相当规范化了的八分隶书了，以之与东汉后期的碑刻隶书相比较，也毫不逊色，就是将化与晋唐以后的经抄本相比较，也各占胜场。

马王堆帛书不仅给书史研究，特别是给隶变研究提供了详实而崭新的珍贵资料，而且亦给传统的隶书临摹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本。

众所周知，在中国书法史上，传统的帖学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直到有清一代，随着清代汉学的复兴，随着清代金石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才出现了以碑学改良帖学的主张和理论，也只有在这种提倡碑学的旗帜下，汉代的诸种隶书名碑，才得到充分的利用和肯定，以至众多的书法爱好者，都或多或少地在汉代碑拓的海洋中寻求隶书的神韵和意趣。但不无遗憾的是，这种种碑刻，不论其刻工技艺怎样超群拔俗，终不能完全表达当时书定者笔下的韵味，而加上碑拓效果的好坏东西，更决定了人们很难直接领略和把握汉隶的真实面貌。马王堆帛书的出土，无疑是极大地弥补了这个缺憾。它既不是如竹木简那样是单分书，也不是如碑刻那样经过刻刀的修饰，而是成篇地用墨直接抄写在丝绢上的汉代人的隶书抄本，它可以让我们从中品味帛书书法的行气、布白和章法，寻觅汉初隶书的用笔规律和结构方式，从而免除了过去看碑拓时那种雾里看花、难得其真的烦恼，充分领略法帖那种惟妙惟肖地传达书写者思想情绪的笔墨神韵。或许正因为如此，帛书出土以后，即得到书法界同行的宝爱，临摹，其研究创作之风气正在日渐形成。可以预见，随着帛书书法艺术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帛书艺术爱好者的反复临摹和实践。一种具有汉初书风气象的帛书法艺术将以其特殊的风格和隽永的文化内涵而矗立于中国书法艺术之林。

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强调，习书法者，需“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借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其实，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是兼具康氏所言“源、气、变、法、奇”五大要素之艺术瑰宝，凡有志于此者，自可从中领略其无穷的艺术魅力，成就其书法艺术创作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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