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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 “低调不二的大家”

王铎作为晚明清初的行草书大师,因“贰臣”罪名之遮蔽,死后沉寂了近三百年。

中国素有“人品即书品”非书法标准之评说,然而这对一个为书法不惜“沉心驱智,割情断欲……饮食梦寐之”惟“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的人来说,无疑是件残酷的事情。然而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与艺术的主观深情流露原本就是两种思维模式。

王铎像

王铎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旧式文人,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他无力回天,在政治理想彻底破灭后一心向艺,将内心无法言说的痛苦诉诸笔墨,在笔墨的起伏腾挪、酣畅恣肆中排遣失意、压抑、颓丧的情怀。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无疑是个失败者,他的失败是历史客观的必然也是个性局限的使然。而作为一个创造型的大书法家,在当代王铎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研究个案。

王铎作为一个三十一岁即中进士的封建制度下的儒学者,晚明的一个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难道不明白“率百官降清”,历史将会怎样对他评判?中国儒学向以“忠、孝、节、义”为做人之根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王铎既没有像黄道周那样忠义节烈以身殉国,也没有同傅山那样选择隐逸山林而自尊自爱。

他作为一个饱读诗书有良知的封建社会旧式文人,却选择了苟且偷安,无论如何都是气节的沦丧,都是愚蠢的选择。

晚明是一个动荡、战乱的时代,身为文职官员的王铎,面对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骄奢纵淫,阉党奸党的相互顷轧陷害,横政暴敛,民怨沸腾的时局,屡次上疏,陈述时弊,以求中兴。后因弹劾主和派杨嗣昌而触犯龙颜,险遭廷杖。

无奈之下,王铎告请还乡,对腐败昏庸的明王朝彻底失去信心。

考察其生平历史,我们并没有发现王铎在侍奉明主或降清以后做出有害于百姓民生的事情。反而因目睹天灾兵祸不断,百姓流亡避乱的悲惨情景,力主减免赋税徭役,对不幸的百姓寄予了极大的同情。

王铎深知自己作为一介书生无力回天,因此,不想为那个不顾百姓安危而只顾逃生的昏君陪葬,他认识到明王朝的黑暗与大厦将倾的必然趋势,终于作出了在生命历程中难以抹取的不光彩的抉择。

在王铎降清后的第二年,书写了两幅很精彩的草书长卷,内容都是杜甫记录安史之乱流离生活的诗作,也许这样更能借题抒发自己内心无法排遣的苍凉悲痛。

此时的王铎孤家寡人,父母、兄弟、妻子相继在战乱流离中亡故……纷争的现实,理想的破灭,精神的绝望,是什么支撑着这颗孤苦衰弱的灵魂残喘下来呢?也许是心底里深埋的艺术之梦对他的召唤,王铎终于选择了顺应时事“隐居以求其志,为文以达其道”的生命存在形式,做了民族斗争的牺牲品,做了让后人永远唾弃不齿的“贰臣”。

此后,他无日不在内心极度的痛苦不安中度日。何处是心灵的栖息地,如何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在悔恨的折磨中了度残生?

惟有至真、至善、至美的艺术可以让一个破碎的灵魂在此做自我修复调养。他似乎找到了灵魂的皈依,以近乎宗教徒式的虔诚沉溺于书法,以笔墨奇崛狂放的诗意生命线条形式,诉说着内心的矛盾、悔恨、困顿,以丹青参悟那永恒的真如本体生命。

王铎在54岁降清后,仅活到61岁,在生命最后的7年里,他借声色来淡化心灵失意、空虚、颓丧的折磨,把奔腾的情感寄托在纤弱的笔管,以文人微薄之力彰显着书画艺术的光芒,他的书法艺术,尤其是长条行草巨幅笔力惊绝、气势磅礴,章法跳跃,表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内心的冲撞,其超拨于魏晋典雅蕴籍之风的郁勃激荡之气、惊世骇俗的艺术审美思想和对书法艺术形式美的深层开掘影响感染着后人直至当代的书法艺术家。

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与解放的王铎,提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为打破当时书坛那种婉约渐至媚俗的格局,振兴书学,力克时弊。他师古不泥古,而是要借古开今。“余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王铎钟情于古人的用笔与结构,为避免流俗,他“一日临摹,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大抵临摹不可间断一日耳。”

王铎诸体兼备,临摹作品之多之广是少有人能比的。甚至达到了“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境界。然而,师古并不是他的目的,更不能困死在古法上。在二王书法之外,王铎还尤喜米芾、颜真卿。他发现最得二王精髓的是宋人米芾。“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不规规摹拟”,是王铎在内府观看到了大量米芾真迹后所感悟到的书法如何临摹的真谛。

也就是在“不规规摹拟”思想指导下,王铎探索着究竟“孰是真蝶”。他打破机械复古摹仿的藩篱,既尊重传统,又在传统的基础上破坏似地重建与创造。他惊世骇俗的审美观,将他长期压抑的内心在宣纸上开始自然流露和恣情表现。他的一些作品甚至遭到了“当局者”和“不知者”的排斥,被称为“野道”、“恶俗”。而实质上,这时候的他在艺术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看似粗头乱服的点画起止运行中,其用笔是很精到的。

王铎鄙视张旭、怀素,他认为自己的草书与不入晋法的唐草有着本质区别。时代造就了不幸的王铎,由于青年时期受到的解放思想张扬个性的影响,以及政治生涯屡屡失败,尤其是降清以后,战争的流离失所,亲人的相继亡故,使他把无处诉说的满腔块垒诉诸笔端,致使章法字势常常呈现出“临时从宜”而“不主常故”的妙趣和笔墨自然流露出来的强烈震撼力和大胆表现的视觉形式。

这种气象和书风似乎远离元代也迥异于他本时代的大多数书家,其涨墨洇墨的使用,摇曳多姿的体势,有别于典雅婉转、流美新妍的魏晋书风,他取法二王又与之面貌迥然不同,其书风完全追求个性生命的自我写照和艺术形式的开拓创新。王羲之的书法以尺牍手札小幅式的精微典雅打动观赏者,而王铎则以八尺丈二的大幅式,整体性极尽渲染造成对欣赏者的视觉冲击。

从局部细小的关注到整体形式大视觉冲击力的表现过程,这是一种视觉转换,也是一种审美趣味由和谐到冲突的变移。

无怪乎被“不知者”视为“野道”,而正是这被称为“野道”桀骜不逊的狂放性格,才使他最终完成了在书法艺术创造上,突破前人的“革新”,才有可能被后人推誉为“有明第一”“五百年来无此君”。

王铎无疑是超越了那个时代众多书家的杰出代表,同时也超越了他生存的那个时代,借古开今,承天地,舞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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