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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草书《此郡帖》拓本五种欣赏

《此郡帖》拓本(其一) 《此郡帖》拓本,8行,66字。草书。 第一行“扵”字,米芾《书史》作“於”,第四行“舍”,米芾作“捨” ,第五行“耳”,米芾作“尔” ;第六行“夏”,米芾释作“交”,第七行“小都”之“小”,米芾释作“北”。

帖文的内容,是向人诉说王羲之所在会稽郡之弊,谈及拖欠了上交的赋税,称无力解决这样的问题。“舍逸而就劳,叹恨无所复及耳”,透露出王羲之厌於仕途的心境。据此,书写这通尺牍时,王羲之尚在会稽内史任上。第二行末“独坐”者,《淳化阁帖》、卷八有《独坐帖》。所谓独座,指专席而坐,犹言骄贵无偶。此是对某一地方的最高长官的代称。“逋滞”者,犹拖欠,指拖欠朝廷徵纳的赋税。

释文:

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耳!夏人事請託,亦所未免。小都冀得小差,頃日當何理。

王羲之(303—361或321-379年),字逸少,因曾为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琅邪国临沂县(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国古代杰出的书法艺术家。他承续钟繇、张芝,变革古法,创立今体,并把今体书法推向文人书美的极致,被后世尊为一代“书圣”。

王羲之系出琅邪王氏,父王旷,母亲姓氏不可考 (据清康熙年间王国栋编《王氏宗谱》(现藏北京图书馆) ,羲之母亲系河东安邑卫氏,因系孤证,暂不从。)。琅邪王氏自西汉时由琅邪皋虞迁至临沂,至西晋羲之伯曾祖王祥、曾祖王览始成为‘士族’。西晋末年,司马氏政权外受北方新起势力刘渊的威胁,内则“八王之乱”甫定,元气大伤,政局岌岌可危。羲之父亲王旷献策琅邪王司马睿移镇江南以求自保和发展,并与羲之从伯王敦、王导 (又《世说新语·赞誉》刘孝标注:“按王氏谱,羲之是敦从父兄子。”今从《晋书·王羲之传》。) 辅佐司马睿渡江。后王旷率兵北征,战败后下落不明。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王朝,名重一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居江南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之首。但此后,王敦起兵反叛,王导晚年昏聩,琅邪王氏势力日渐衰落。

王羲之五岁随家族过江,入住建邺(今南京)乌衣巷。不久父亲失踪。年幼的他虽身在名门大族,却“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晋书·王羲之传》)。特殊的环境养成了他骨鲠孤傲的性格,以致成年后,太尉郗鉴在王氏诸少中选婿,羲之东床坦腹,满不在乎,郗鉴大为欣赏,以女妻之。

约于明帝太宁三年(三二五年),王羲之按当时贵族子弟出仕惯例,起家为秘书郎,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至永和十一年(三五五年)誓墓不仕,王羲之先后任临川太守、征西幕府参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有晋一代,玄学兴盛,清谈成风,士族子弟及各级官吏浸淫于清谈,崇尚风流,不以政务为要。王羲之从‘事君行道’出发,认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晋书·谢安传》),无论是在朝中为官,还是出使外任,均亲理政务,勤求民隐,于种种弊政深切痛恨。在护军将军任上,他深入调查,力欲纠治营中弊端,发布《临护军教》,提出“公役均平”。在会稽内史任上,他针对吏治腐败与赋役黑暗,努力推行慎选°吏与均平赋役之策。

在连年大旱、民生困顿之际,不等朝廷下令,果断开仓赈灾,救民于危难。

王羲之“清贵有鉴裁”(《晋书·王羲之传》)。东晋偏安江南,收复北土的呼声终朝不绝,并成为政要权力之争的砝码。王羲之洞察时政,对历次北伐之举、将帅人选有着清醒的认识。永和八年(三五二年),殷浩为与桓温对抗,上疏请求北伐。羲之以为此举必败,便致书竭诚劝阻,殷浩不听,终致大败。羲之怅惋不已。

永和十一年,骨鲠气傲的王羲之,不堪忍受上司扬州刺史王述的百般刁难,率子女在父母墓前誓墓不仕,从此退出官场。但他在优游山林之余,仍关注朝臣进退,深以国事为念。

在东晋政坛上,王羲之可谓勤谨务实、体察民情的良吏,但处于君昏政暗、“虚谈废务”的时代,他难以有所作为,故而政绩不显。然而作为一名杰出的书法艺术家,他为中国书法艺术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书法乃琅邪王氏家族世代相传之艺术。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从伯王敦、王导,叔父王廙等,都有书名。尤其是王廙,多才多艺,“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南朝王僧虔《论书》) 。王羲之受家学熏陶,得自卫夫人、王廙等名家指点,一经启蒙便乐此不疲,勤习苦练,表现出极高的习书天赋。他苦苦临习王导赠予的钟繇《宣示表》,从中领悟书法艺术的真谛,为日后辉煌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在这一时期,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形式的妍美。文学、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的一大批极富天才、敢于创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冲破传统的樊篱,以‘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气概,建立了新的体式法度,开拓出文学艺术的新境界。王羲之就是书法领域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王羲之以前,汉字书体上承汉魏,已开启今体草、行、楷书的体式,但以钟繇、张芝为代表的书体,尚未脱尽隶意,稚拙古朴。王羲之顺应书体发展的趋势,引入时代审美意趣,在精研钟、张书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革。楷书变横向取式为纵向取式,端庄匀整。行书脱尽隶意,欹侧取妍,遒媚紧敛,势巧行密,笔法上中锋侧锋互用,运笔迅疾,便于书写,加强了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草书则改章草的作书缓慢、多波挑、笔势不连贯为今草的运笔自由、笔势连贯、减省笔画而不失字形。至此,草、行、楷书体式定型,汉字书体的发展基本完成。王羲之不仅完成了汉字书体的定型,而且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变质为妍的重大转变。

王羲之于书法艺术堪称备精诸体。唐张怀瓘《书断》列其隶书(即楷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为神品,八分为妙品。行书《兰亭序》被奉为天下第一行书,楷书《乐毅论》、《黄庭经》亦被尊为极致。王羲之妍美流便、飘逸洒脱的书风,千余年来令无数书家心驰神往。梁武帝评其书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唐太宗则赞叹“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晋书·王羲之传》)

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影响甚大。以临摹他的书作或师其笔意自成一家的书法名家,有陈隋智永,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怀素、张旭,五代杨凝式,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赵孟頫、鲜于枢、柯九思,明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黄道周、王铎,清刘墉等。清中叶后,包世臣、康有为提倡北碑,一时北碑南帖抗衡于世。但习碑者亦尊崇王羲之包括王献之在内的“二王”法书。自唐时起,王羲之书法作品随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而东渡日本,对日本的书体书风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仍被视若珍宝,研究学习者不绝。

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自东晋末,经南朝至隋朝,历经战乱,佚失、毁灭者甚多。到唐初,由于太宗高价收购,共得二千余纸,其中不乏赝品。部分名作,太宗甚至令响拓高手冯承素等摹出副本,分赠宠臣。后不少真迹殉葬昭陵,部分则由皇族自内府窃出,终致散佚。五代温韬发昭陵,陵内法帖全遭毁弃。宋初,刻本丛帖出现,如《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内中多收王羲之、王献之书法,是以真迹亦或摹本为底本刻木刻石,无法详考。由宋至清,丛帖更多。至今,书于绢上及纸上的摹本约有三十余帖,大多藏于国内外(多在日本)博物馆、美术馆,部分为私人收藏,传世羲之书法精品,多在其中。石刻拓本(如集王书圣教序、定武兰亭)及宋明清木刻丛帖中各帖,因真伪交杂,总数难以确定。

晋穆帝升平五年(三六一年),王羲之因长年服散致疾,辞世而去,终年五十九岁,葬金庭(今属浙江嵊州)。诸子遵其遗嘱,辞却朝廷“金紫光禄大夫”的赠官。王羲之有文集十卷,唐代散佚。明张溥、清严可均各有辑本,均不全。

《此郡帖》拓本(其二)

《此郡帖》拓本(其三)

《此郡帖》拓本(其四)

《此郡帖》拓本(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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