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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兆和:离开生活,艺术则无从谈起

蒋兆和 《纪念刘和珍君》 126cm×82cm 1956 年

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深切地感受到人间生活的痛苦,我就想用画笔真实地表现穷苦人民的生活。我并不是站在人民之外的一个同情者或者人道主义者。对我来讲,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了生活,艺术则无从谈起。

蒋兆和 《耍猴》 186cm×104cm 1942 年

知我者不多,爱我者尤少,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惟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嗟夫,处于荒灾混乱之际,穷乡僻壤之区,兼之家无馀荫,幼失教养,既无严父,又无慈母:幼而不学,长亦无能,至今百事不会,惟性喜美术,时时涂抹,渐渐成技,于今十余年来,靠此糊口,东驰西奔,遍列江湖,见闻虽寡,而吃苦可当;茫茫的前途,走不尽的沙漠,给予我漂泊的生活中,借此一枝秃笔描写我心灵中一点感慨;不管它是怎样,事实与环境均能告诉我些真实的情感,则喜,则悲,听其自然,观其形色,体其衷曲,从不掩饰,盖吾之所以为作画而作画也。

蒋兆和 《日出而作》 173cm×80cm 1949 年

不摹古人,不学时尚,师我者万物之形体,惠我者世间之人情,感于中,形于外,笔尖毫底自然成技,独立一格,不类中西,且画之旨,在乎有画画的情趣,中西一理,本无区别,所别之为工具之不同,民族个性之各异,当然在其作品之表现上,有性质与意趣之相差,倘吾人研画,苟拘成见,重中而轻西,或崇西而忽中,皆为抹杀画之本旨,且中西绘画各有特长,中画之重六法,讲气韵,有超然之精神,怡然的情绪,西画之重形色,感光暗,奕奕如生,夺造化之功能,此皆工具之不同,养成在技巧上不同的发展,所以我对中西绘画,略知其所以长,且察其所以短,盖西画少气韵,如中画之用笔用墨,中画乏真实精神,如西画之油画色彩与质地等,二者之间,深有研求之必要,且中国画经历代之变迁,渐渐向于意趣而忽视形体,不重客观之同情,任其自己之逸兴,富于幻想,近于抽象,超于自然物象之精神以外,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实则因诗而作画,非为作画而吟诗也。

蒋兆和 《倒骑驴》 203cm×138cm 1948 年

素性孤高,亦乃自惭,因为明白天高地厚,既无可登天之路,又无入地之能,生而不慧,学亦不敏,无将相之オ,无英雄之概,无鸿鹄之志,无君子之风,庸庸碌碌,渺渺小小,有我不多,无我不少、只得混迹于茫茫的沙漠之中,看看慢慢奔走的骆驼,听听人生交响的音乐,当炎威烈日的时候,好像不可忍受的残酷如苦蝉之哀哀的情调,又当月白风清的时候,又是怎样的一个悠扬婉转的歌曲,狂风暴雨的时候,又如怒潮一样的节奏,这些都是人生的音乐,更是万物中心弦所发出来的情调,于是我知道有些人是需要一杯人生的美酒,而有些人是需要一苦茶来减渴。

蒋兆和 《母亲的希望》 104cm×88cm 1954 年

各种人物的形神状态,虽然千变万化,但从生理上的解剖关系,以及内心活动反映在形体上的复杂变化,仍是有其规律可寻的。因为,一个人的神和态都是构成于一个形体之中,形体运动中的神态,是内心的思想活动的具体反映。我们只要从内心的和外形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分析,则不难理解形神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体。

蒋兆和 《大负小》 108cm×61cm 1948 年

形与神的关系,虽然说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但不是孤立地去看哪一个方面。形是客观所存在的物体,神是内在思想所反映在形体上的生命。没有神而形则死,无以形而神不现,神是寓于形体之中,形是可供视觉的客观对象,这两者之间是辩证的统一。一切造型艺术的艺术观点和美学观点,都是应该从这里出发的。

蒋兆和 《流浪的小子》 117cm×82cm 1939 年

艺途坎坷,诚非虚语,数十年来,余之每一幅创作,均如在石缝中挣扎出来的一根小草,或在奔流中遗留在小道上的一块坚硬的石头。所经所历,无非是风吹雨打中度过艰难困苦的岁月。故凡观余之拙作者,皆可感到具有真情实感,呕心直言,而深得共鸣,因此不必一一赘述也。

蒋兆和1941-1943年创作的《流民图》(局部)画卷高2米,长约26米,全图共有1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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