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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第一次把“苹果税”从规则惯性中拉出来审视

2025年12月18日,日本《特定智能手机软件竞争促进法》正式施行。几乎在同一时间,苹果更新了日本地区的 App Store 政策,明确开放应用外第三方支付,允许第三方应用商店与网页侧载,并对不同交易路径下的抽成比例作出分层设定。这一变化并非苹果主动的商业让步,而是监管规则落地后的直接回应。由此,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在制度层面同时松动苹果在支付环节与分发环节双重控制结构的国家。

如果仅从结果看,日本的变化似乎集中体现在费率上:外链支付最低10%,最高15%,较此前30%的标准费率下降幅度超过一半。但若只盯着数字本身,反而容易忽略这次调整真正触及的核心——苹果税第一次不再被视为平台天然拥有、无需解释的“默认权利”,而是被拆解为不同交易场景下、可以被区分和限定的制度安排。

长期以来,苹果税之所以具有极强的确定性,并不完全源于费率水平,而在于其背后的平台结构。在 iOS 生态中,应用分发、支付路径与佣金抽成被高度绑定:应用必须通过 App Store 分发,数字内容交易必须使用 IAP 系统,开发者既不能在应用内引导用户跳转至外部支付页面,也不能通过网页或第三方应用商店提供下载。这种对入口和交易路径的同步控制,使得抽成比例脱离了市场竞争逻辑,成为进入平台的前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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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此次立法,并未直接回答“合理的苹果税应当是多少”,而是选择先否定这一前置条件本身。《特定智能手机软件竞争促进法》将苹果明确认定为“指定提供商”,要求其必须开放应用外第三方支付,允许开发者在 App 内设置链接、按钮等方式,引导用户前往外部网站完成交易;同时,必须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和网页下载安装应用的侧载路径。更重要的是,法律禁止苹果通过审核延迟、技术限制、功能削弱等方式,对选择替代路径的应用施加不公平待遇,并为违规行为设置了清晰的处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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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生效当天,苹果公布了与之相配套的费率方案。与过去“一刀切”的抽成模式不同,日本区的苹果税被拆分为多个层次:应用外第三方支付的佣金区间为10%至15%,应用内第三方支付为10%至21%并另收5%的处理费,通过第三方应用商店或侧载完成的交易则仅收取5%。在最具现实意义的外链支付场景中,苹果税的下限被直接拉低至10%,即便按照最高档计算,也已显著低于此前长期执行的30%标准。

这种变化的意义,并不只是“降了多少”,而在于“如何降”。费率不再是平台单方面设定的统一结果,而是与支付路径、分发方式直接挂钩,成为可以被比较、被选择的成本要素。对开发者而言,这意味着商业模式第一次可以围绕合规路径进行成本优化;对平台而言,则意味着抽成不再天然绑定于分发权,而必须在不同竞争条件下被重新解释。

从更大的背景看,日本并非孤例。过去数年中,苹果在多个重要市场持续遭遇监管与司法挑战,并被迫对其平台政策作出实质性调整。在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将苹果列为“守门人”,要求其开放外链与侧载,并将应用内购买费率降至17%;在美国,法院裁定开发者可以在 App 内引导用户前往 App Store 之外完成交易,且不再向苹果支付任何形式的佣金;在荷兰、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市场,侧载和第三方支付也在不同法律框架下被逐步放开。路径各异,但指向高度一致:平台对关键交易节点的绝对控制正在被系统性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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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亚洲第一个通过完整立法、明确实施时间和清晰行为边界,将这种审视固定为制度安排的国家。这一选择并非低成本实验。作为苹果全球第四大营收市场,日本在2025财年为苹果贡献约2047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欧盟和中国。即便在这样一个体量可观、付费能力强、生态成熟的市场中,监管机构仍然选择通过立法要求开放替代路径并下调费率,本身就说明,封闭式平台并非高收益市场的唯一运行方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市场的现状。在苹果全球营收排名前四的市场中,美国、欧盟、日本均已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开放外链、允许侧载或下调费率的政策,唯独中国仍维持仅允许应用内支付、不开放第三方支付、不允许第三方应用商店的完整封闭结构,开发者普遍仍需缴纳30%的标准苹果税。这种差异,并非因为苹果采取了所谓的“全球统一策略”,而是源于不同法域在平台竞争问题上的监管判断路径不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苹果税在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专业法律问题,而非简单的对比或情绪议题。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否存在不公平交易条件,是否有必要在应用内外支付之间设定差异化规则,都需要在中国现行反垄断法、价格法以及平台经济监管框架下,由司法和行政机关作出审慎、专业的认定。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国际贸易关系或外部政治因素并无直接关联。

日本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一个可以直接照搬的答案,而在于展示了一种清晰的治理逻辑:当监管不急于直接干预价格,而是先拆解平台对关键环节的结构性控制,让支付与分发回到可竞争、可选择的状态,费率本身才真正具备被讨论的现实基础。至少在亚洲,“30%”第一次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起点,而只是众多制度选项中的一种。这种从规则惯性中被拉出来重新审视的过程,或许才是日本这一步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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